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从象征人类学谈起
和虎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摘要]本文概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人类学研究范式转型中兴起的象征人类学研究，界定了“象征”和“意义”对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结合具体的人物和情境讨论了人类学象征研究的思想来源和研究特点。
[关键词]象征人类学；思想渊源；理论特点
人类学中象征研究的兴起
Symbol象征又译作“符号”，是人类社会-文化中重要的意义承载和表达方式，人类学对象征的研究由来已久，20世纪初法国社会学大师杜尔干的弟子罗伯特·赫尔兹的《右手的优越：—项关于宗教两极性的研究》，被认为是第一部关于象征问题系统研究的人类学著作，赫尔兹在该书中提出了二元对立的人类学象征研究先河，并对后来西方人类学的象征研究和象征意义阐释学说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符号丰富异常，现代符号学代表人物皮尔士把人类的文化符号归纳为“形物的类像”（Sing）、“指涉的标志”(Object)和“象征”(Symbol)三种类型。在皮尔士看来，这三类符号虽然各有特征，但区别只是在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方面程度不同，在实际运用中它们难于严格区别，相互之间并不排斥。与“形物类像”与“指涉标志”符号相比，“象征”符号的主要特征是它与日常事物和现象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相似性或关联性，换句话说就是如行为、姿势、动作、物品、颜色等符号具体形式与象征符号所指涉的意义之间没有具体的直接和本质的联系，行为和意义之间的关系，存在于仪式当事人及其特定的社会群体在具体情景下约定俗成的“惯习”之中。
这种关于象征符号形式与意义的文化“惯习”保存在人们历经濡化的传统之中，如果要解释“象征”符号的象征意义，其前提就需要人们掌握仪式象征符号的这种文化“惯习”。人们参与行为的仪式符号的价值，在于通过可以感知的形式表现出抽象社会-文化意义，仪式符号所表现的意义和仪式符号的指涉，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社会和人所赋予的。通过对皮尔士符号学观点的理解，我们发现很多可被人所感知的东西，基本上都可以被社会赋予其以象征的意义而成为象征-符号。
从象征角度探讨人类的社会和文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渐在“各自为*”的人类学研究领域居于重要的地位。人类学研究兴趣和范式的转移，受具体社会情景和学科惯习的影响，雪莉·奥特纳将自这个时期以来的人类学发展特征总结为：“整个领域似乎是个东拼西凑而成的东西，由一些个人和小团体组成，他们各求所是，自说自话。”[1]20世纪60年以后的二三十年间左右的时间里,世界*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和重塑,传统的殖民地区逐渐完成了在民族主义浪潮影响之下的解放和独立，一批新兴的民族国家陆续建立。西方社会则陷入了经济危机、种族纠纷、族群冲突带来的一系列权力、秩序和利益再分配的泥沼之中。社会事实的巨变和人们的躁动不安，促使人类学从业者重新思考学科的价值取向、研究方法和思想内核。
从学科角度而言，新的研究观点、新的研究手段、新的研究学派层出不穷，产生了许多思想异常活跃的学科分支领域如：象征人类学、阐释人类学、结构马克思主义、实践人类学和反思人类学等，学科整体突出后现代和后结构的特点。学科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派独大”或者产生统摄性的研究范式的年代一去不返，进化论、传播伦、历史特殊论、文化人格学派等等，这些曾经在人类学历史上独当一面的理论方法的统治年代已不复存在。
在美国人类学家穆尔看来，研究范式的转型带来我们对一些理论方法的取舍，总体的学科面貌呈现出了唯物和唯心的二元对立的深层结构框架：“自60年代以来，仍然有一些主题似乎贯穿于人类学理论之中，他们指向近期各种解释的唯心主义特征，有一种普遍的背离唯物主义理论的倾向。另外，个体行动创造性的塑造文化的方式日益得到加强……文化的象征本质开始主导文化的定义……从象征的角度看待文化意味着那些强调生态的、经济的或者其他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