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田野中追寻教育的文化性格
——中央民族大学滕星教授访谈录
徐杰舜，广西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顾问；旅游高峰论坛秘书长。
徐杰舜（简称徐）：滕先生，您是20世纪80年代初最早开展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的学者之一，也是最早由教育学研究转向人类学研究的学者，我想，先请您谈谈您的学习和研究的经历，好吗？
滕星（简称滕）：可以。我进入这个领域纯属偶然。年我从东北师范大学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后改称中央民族大学）。那时在我们国家主流学术研究领域还几乎没人去研究教育人类学。当时在民族学院主要有三大优势研究领域：民族学研究、民族语言研究和民族历史研究。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少数民族和有关少数民族的文献，觉得少数民族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也就是说它带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这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开始去读了很多有关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书。我查阅了民族学院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所有的馆藏，发现解放以后很少有人研究这个问题，而更多的是在民国时期，当时叫做边疆教育。包括一些边疆教育法规,但民国的边疆教育主要是一种“化夷教育”即同化教育，而且我还看到蒋经国写有一本有关边疆教育的书，这些“发现”对我研究这个问题起到很大的激励作用。另外，那时由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内部编过三本有关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流派和相关文献的小册子，这三本小册子对我的影响比较大，燃起了我对文化人类学的兴趣。最使我感兴趣的是文化人类学众多流派当中的心理人类学流派，比如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菊花与刀》，以及米德对有关太平洋诸岛原始部落的一些研究。这个学派和我对教育的研究有极大的关联，这是因为它与我过去在东北师大教育系学习的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知识相吻合，这是我进入文化人类学的启蒙阶段。
之后，我就开始旁听我国一些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生课程和学术讲座，包括雷洁琼先生、费孝通先生、杨堃先生、林耀华先生。其中比较系统地听了一学期杨堃先生的研究生课程，那时杨堃先生想送我去日本攻读硕士研究生，但因为我学的是英语，不懂日语，此事就只好作罢，但此后仍时有机会与杨先生在校园中一起散步并请教一些有关文化人类学的问题。当时发现研究民族教育一定要研究民族心理的问题，可能是受了本尼迪克特和米德的影响，所以去北京图书馆（现更名为国家图书馆）查阅文献。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在北海，所以查阅资料比较辛苦，但是北京图书馆的有关资料并不是很多。我在北京大学查到了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曾经编写的十部《民族心理学》的著作，但是借不出来。尽管这样，前人的研究成果奠定了我做这个领域研究的信心。当时在国内刚刚开始有一些人进行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但大多是一些没有受过正规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训练的教育实践工作者，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学校的校长、教育局（处）局（处）长等，所研究的大多也是从经验性的问题出发，还处在一个非学术性研究的初级水平。那时在我国的教育学领域几乎没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而在中国人类学领域，也鲜有学者研究这一课题。从历史上看，除了美国心理学人类学派有关文化与个性的一些研究成果外，这个领域的研究基本不包括在文化人类学的经典研究范畴之内。所以当时做这一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边缘化的学术研究，在学术界几乎没有什么知音，也没有任何研究的条件和研究氛围。
民族教育这一领域的学术化研究的开始应该是在中国“七五”（~年）时期。当时由国家民委教育司牵头正式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中立了一个特大重点研究项目，即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项目，我当时是这个课题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并具体主持编写国内第一本《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的教材。那时几乎没有任何学术参考框架，根据我当时的知识结构和对该学科体系构成的理解拟定了一个具体的研究框架，并组织一批相关学科的青年学者参与这项课题研究。该书经过五年的编写于年由劳动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出版被国内学术界称为是民族教育从非学术化开始初步走向学术化的一个标志。当时在国内影响较大。那时我只是一名讲师，于是我请孙若穷教授担任主编，我担任副主编。可是，在编写完这本书以后，我总的一个感觉是民族教育研究的本体论研究很薄弱，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没有推进。这主要是由于：第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少，研究的队伍尚未形成，特别是大部分受过正规化训练的人类学、教育学的学者还没有参与到这个研究领域的研究工作中来，而且研究这个领域需要多学科的知识结构，不仅要具备教育学、心理学，更需要人类学的系统训练，而且这项研究还涉及社会语言学、社会学、*治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这是阻碍该领域学术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相关的国外研究当时在国内几乎还看不到。于是我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