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江鱼我们是有故事的人
-职业故事-
毛大柱不喜欢城市，但生存让他学会将无奈当做甜水咽下肚子。广州“地下小广告”生意惨淡后，他说明年去深圳，继续他的“生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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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春运期间，我作为扶贫志愿小组成员到山左口村走访。
由于村里还未修路，当天车子到达村委会后我们不得不徒步进村。整个村庄都静悄悄的，丝毫感受不到一点春节将近的氛围，贫穷落后的气味铺面而来。
冬至前下的一场雪，少许残留在院墙根部，其余的化作了路人脚下的泥泞不堪。窄巷两边飘着各色塑料袋，还有人畜不辨的粪便堂而皇之立在大路中间。有两个满脸冻疮的男孩从我们中间飞速窜过，大喊“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村主任说：“庄里多数人都出去打工了，这些孩子平时都是由爷爷奶奶照顾着，和爸爸妈妈一年见不到几次面。”
村里少数人家盖起了楼房，多数房子还是拥有20几年历史的土瓦房，还有一些弃屋耷拉着破门烂瓦，显示着主人离家多年的迹象。
村子的尽头，一扇木门没精打采的立在路边。
一个精瘦的中年男人正在门口收拾塑料瓶子，一看就是刚捡来的，上面还残留着鞭炮的红色纸屑。
这个背部微驼，穿着印有中国移动LOGO服饰的男人就是毛大柱。他一看见我们就尴尬地笑了下：“我这地方也没收拾，都屋里坐吧。”
十年前，毛大柱的妻子死后，他就开始了当爹又当妈的日子。如今他的大儿子已满18，他正愁着给孩子张罗房子。去年，毛大柱的大儿子带女朋友回家，从此女方就再没联系过他的儿子。
“家里又脏又乱又差，哪个女孩看得上？”
如今二儿子跟着大儿子在外跑货，再过几年也该娶媳妇了。小女儿念初一，学习成绩好。
毛大柱的想法是让小女儿早点辍学打工挣钱。他说：“女孩子将来都是要嫁人的，读书多没用啊！”
班主任还亲自找毛大柱谈话，告诉他女儿学习成绩好，辍学可惜了。毛大柱还指着他女儿的荣誉证书给我们看，说：“她班主任向我打包票说我这个女儿将来要考清华大学的，也不知道我老毛家能不能出个大学生。”
这时，毛大柱朝着堂屋正中供奉的遗像望了望，“算算她妈走了十年了，自从跟了我以后就没享啥福。孩子小的时候，她在家里一边带孩子一边绣十字绣赚钱。孩子慢慢大了以后，她就跟着我到广州打工。我们虽然租住在地下室五平方米的房子里，但她总能收拾的干干净净，巴掌大的地方，到了过大节时，她还会包一顿芹菜猪肉馅的饺子。日子苦啊，可心里甜呢！那年她下地薅草不小心踩了钉子，脚底发炎了，她也不管不顾，直到疼的走不动道，她才去村里的诊所挂点消炎药，最后倒在地里再没有醒过来，医生诊断说是破伤风，躺在重症监护室里受了三天罪，人还是走了。”
这时，毛大柱浑浊的双眼里带上了点晶莹，“家里没个女人把持着，冷清啊。”
一年里除了过年前后这五天在家，其余时间他都在广州打工。由于接近年关，村里办喜事明显多了起来。毛大柱会组织孩子去各个村子捡宴席结束后被扔掉的饮料瓶。
毛大柱说：“咱们这里废品站的老王和我老相熟，一个塑料瓶子算我五分钱，怎么着也能挣上一顿饺子钱。”
至今我还记得毛大柱张着满嘴*牙，说的那句话，“谁想出去打工，可是家里赚不到钱啊！”
那无奈的表情中掺杂着微笑、悲伤、隐忍、麻木，是他多年城市打工生活留下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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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毛大柱一直在广州搞“传媒”生意。当然，这是他美化后的称呼，所谓的“传媒”其实就是张贴地下小广告。
作为“打工之乡”的广州有容乃大，正好给了这些无背景无后台的“毛大柱们”留下了宽阔的生存空间，无数不为人知的、不光彩的灰色行业在这样的生存空间内暗自滋长着。
而城市里那些如苍蝇般讨厌的小广告的背后，却是一个又一个不为人知的辛酸故事，有坑蒙拐骗的神医算子，有泯灭人性的无良商家，更多的是如毛大柱般的异乡人求生之路。
春节一过，毛大柱就50岁了。用当地的土话说：*土都埋半截了。
毛大柱说：“这些年我呆在外面的时间比家里多的多，这几十年怎么那么仓促就过完了呢！爹妈死了，妻子也死了，下一个该轮到我了，但是阎王爷一天不找上我，我就还接着干，我有三个孩子呢！”
毛大柱忽然发现了什么，眼睛盯着捡来的饮料瓶，他发现一瓶还未喝完的美汁源，让他小女儿留着过年喝。
我们几个志愿者互相望了望，无言。
80年代，深圳、广州、温州这些城市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这个小村庄里。毛大柱说：“那时候，老一辈就常说读书没用，还不如外出打工，你看谁谁谁，就连手扶拖拉机都买上了。”
所谓的城市化，估计与这些总是持着良言的老人也离不开关系。
年轻的小伙子干脆丢掉书本，为了老人口中“有用的打工”，争先恐后奔赴车站，仿佛外面已经有大把的钞票等着他们。
当时20岁的毛大柱也加入到打工队伍中去。
那些年，他进过电子厂，体验过厂里独有的“天然桑拿房”，当过工地泥瓦匠，几个月血汗工资随着包工头跑路而宣布白干。
“外面的日子真不是人过的，老板把我们这些外地打工的当畜生使。”
他此刻也知道了一个事实，那些同乡们都是用无数次辛苦换来的衣着光鲜。只有向乡邻炫耀才能轻微让在外打工所受的苦消逝。穷乡僻壤出来的乡巴佬，哪里都是新奇的。广州在毛大柱眼里，始终是个神秘莫测的城市，总会有好心人给你指路，然后在一个幽闭的小巷子里卷走你所有的财务。各处的棚子洞匜是纹龙画虎男们的专属洞府。大街上四处都有穿着暴露的站街女......
如此种种，毛大柱通通经历过，他看到外边世界的精彩，也体验着其中的苦与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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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幸的事降临在这个异乡人身上。
毛大柱在磨具厂车间工作时，左手中指被折弯机折断了一根手指。厂里象征性的赔偿了医药费就想方设法挤走了他。毛大柱舍不得花钱，医院偷偷跑了出来。折断的中指连续发炎了一个月，终于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左手肌腱神经坏死，终生不能打弯。
那一年，毛大柱41岁了，面临的窘境是妻子的去世以及三个孩子的成长。
在家里仅仅呆了半个月的他再次出发去了广州。他走遍了广州经济开发区所有的电子厂、纺织厂、染纱厂，都被老板拒之门外，没有一家厂愿意接收一个残疾人，况且传统工厂的任职年龄要求一般25-40周岁。那时候的毛大柱已经40岁开外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毛大柱经过职业中介介绍，有了一份贴小广告的工作。工资日结50，还是比在家务农来钱多。
老板的工作室在广州老*埔一座旧式民居楼里，工作室的年龄虽然不足一年，但从老板日益膨胀的肚腩中隐约能够瞧出该行业潜藏的巨大油水。毛大柱在左手残废的窘境以及养家糊口的初衷下，下定决心好好干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小广告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喷涂类小广告。为了避免被城管逮住，毛大柱和同伴晚上十点才开始动工。小广告的内容大多是关于女性代孕、无痛人流等，下面再缀上联系方式就是一条正宗的地下小广告了。人们一觉醒来就能看见他们的杰作，而城管只能对着墙上的涂料唉声叹气。
还有一类是黏贴小广告，如贷款、销分、套取公积金。这类小广告简单易行，八开大的纸配上一瓶得力胶水，工作就正式开始了。有时候遇见某家窗户大敞，根本不用胶水，单手飞扑克般把小广告扔进去，然后在户主的谩骂声中逃之夭夭。厕所门、电线杆、社区黑板都是他们杰作展开的场所。五颜六色的小广告承载了千奇百怪的服务项目。
毛大柱从来不管这些小广告内容的真假，他要做的就是凭借速度与激情，获得下班前那50元工资，这也符合老板口中所述的优秀小广告人员应该具备的职业素质：按照金主的要求，让小广告在城市内遍地开花，达到广而告之的效果。
老板就看中毛大柱实诚踏实的一面，因此对他颇为重用。大金主的活计都交付他去做。用老板的话说就是：“拥有一张无辜脸在所有行业都是吃香的。”
毛大柱从来没有让老板失望过，总是能凭借“一张无辜脸”和“一嘴外地方言”而一次次逃脱被抓的命运。毕竟人们总喜欢同情怜悯弱者，此时的毛大柱显然已经懂得利用自身所谓的“优点”与相关部门人员周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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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座旧居民楼集中着类似的生意，比如楼上有一家办假证的机构，美其名曰中华办证机构。这所机构和老板的小广告生意属于合作关系，生意发展不错。顾客都是些青涩的年轻人，希望通过办张假学历来混过公司的简历筛选。
在广州这样的城市，此等工作虽然见不得光但并非罕见。在市区外的城中村还有比“地下小广告”更黑暗的生意，不过城管的鞭子只会涉及大排档、天桥街等人流密集区。这样，挂着羊头卖着狗肉的地下小广告工作室属于他们视野里的盲区。
“什么非法合法，只要有两条腿，城管抓不着的。”毛大柱颇为自信地说。
当然也会出现大领导下来视察工作，相关部门临时紧急“补课”的情况。这时他们的小广告工作就会选择暂时歇业，等风头一过，他们立刻重整旗鼓，倾巢出动。游击战的作战策略是每个从事地下小广告工作的人员必须学会的本领。
老板脑子活络，每天工作室都有不少的单子派给手下。如果有手下被相关部门管理人员抓了，老板也郑重嘱咐过，千万不要供出他，否则吃不了兜着走。
当然大家也知道老板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因此一旦被抓，统一口径都说自己是兼职的，并不知道上线是谁。那些地下小广告真切反应着这个城市的人性需求。暗性的唆使得小广告获得了生存空间。
毛大柱曾经看过一名女人拿起手机拨打了墙上的电话，他不知道电话那头都说了些什么，但是女人脸上的绝望，在关上手机的那一刻，消失了。
毛大柱的内心产生了某种错觉：危言耸听的小广告也能帮到别人呢！
毛大柱每次经过万达广场、吾悦广场等人口密集的地方，经常会听到各种奇葩的辱骂，什么生孩子没屁眼、出门被车撞。看见清洁街道的一队工作人员集体提着立邦漆向着地铁站出发。
“我左手近乎残废，只能干这种活，靠着发小广告，我养活了三个孩子呢！”
后来老板的工作室遭到内部成员举报，被市城管办查处。老板连夜跑路，同时跑掉的还有毛大柱当月的元工资。
毛大柱一边咒骂着那个让他失去工作的举报者，一边向着职业中介所出发。中介所里那位肥胖的女士十分同情毛大柱的遭遇，答应帮忙打电话联系各大招工单位，可是听到的消息总是令人沮丧的。
毛大柱从中介所出来时遇见了先前一起贴小广告的刘强。他正蹲在墙角卖力的啃馒头，眉头紧锁，显得焦灼不安。额头上一道新鲜的伤淤触目惊心。
简短的寒暄中，毛大柱才知道举报老板的人正是他。
任何一个行业都存在竞争关系，小广告生意也不例外。在城市管理的缺席以及人口激增的社会背景下，小广告生意风头正劲。同行通过各种卑劣的侵压手段企图占领业务渠道。刘强轻信了竞争对手正富小广告工作室高薪挖人的*话，向工信局举报了老板。
当老板的工作室被捣毁之后，正富小广告工作室的领导却出尔反尔，还以“一天是叛徒终身是叛徒“的话讽刺刘强，拒绝他的加入。刘强气极，扬言要举报。正富小广告工作室的领导就找人狠揍了刘强一顿，并撂下话，“管好嘴，否则小心你的狗命。”
摔了跟头的刘强只能在人才市场那边打点零工，他在老家刚出生的孩子因营养不良染上了肺炎，全家都等着他这个顶梁柱挣钱，他甚至不能回去看孩子一眼。刘强滚动浑浊的眼珠定定望着某个方向，他说孩子的生日该到了吧。
后来，刘强去了一家治疗各种疑难杂症的无证经营小诊所。毛大柱还给我看刘强的名片，上面赫然在目的是三个字：刘医师。更具亮点的是刘医师资料的介绍：祖传秘方第三代传人。
依旧没有摆脱灰色的经营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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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工作后的毛大柱很快瞄上了“地下小广告”的暴利生意，零成本高收入的经营模式让他跃跃欲试。
一年时间，他根据自己从前的些许经验发展起了一批自己的小广告团队。
毛大柱的手下有来自宁波的，有来自盐城的，还有两个同村老乡。年龄最小的才16岁。他们出发点尤其一致，希望通过年轻的资本多赚钱，老了回老家做点小生意，这辈子就这样了。
毛大柱为了树立个人威严，故意贴了一个“痦子”在脸上，弄出“凶神恶煞”不好惹的模样。但他很快意识到这个举动是愚蠢的，因为那种青草与牛粪混合的农村气味是任何痦子都拯救不了的。
为了保住饭碗，避免黑手举报。毛大柱来回腾挪地方，从来不固定一处。手下人经常说他是狡兔三窟，毛大柱不予反驳，嘿嘿笑了几声，“反正有钱赚就行！大家年底回家也不用空着手回去。”
有时候毛大柱也会想，如果某一天广州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小广告，他还能做什么？还能继续留在广州吗？还没等这种“如果”得以实现，各区就开始肃清活动，扫除“都市牛皮癣”的口号一浪高过一浪。伴随着城市治理力度的上升，地下小广告生意再难继续维持。
最终，毛大柱如火如荼的“地下小广告”惨淡收场。
几年的共事，泼皮们彼此都生出了难以割舍的情感，一起去KTV嘶吼一番成为最后的告别仪式。
“宁波小伙子唱的那首不知道什么歌，但我觉得歌词挺好的，走过最长的路就是打工之路。”
作为新世纪以来不容忽视的三大群体之一：低收入的外来务工群体，在时代的更迭与阶层的分化中，越来越难寻找到生存的方向。临别的嘶吼里更多抒发的是对错综复杂城市的抗争与无奈。
他们厌恶着城市披着彩衣的模样，其实内里却是乌烟瘴气，即使“小广告”生意恶劣不堪，他们依旧不会觉得这样做有什么错，城市给他们的印象是人人似乎都在做类似的事情。
没有需要，就没有买卖。跟不上主流社会教养的他们将这种逻辑关系上升到真理的高度，用于灰色生意的运营。毛大柱不喜欢城市，但生存让他学会将无奈当做甜水咽下肚子。广州“地下小广告”生意惨淡后，他说明年去深圳，继续他的“生意”。
这或许就是异乡人的常态，总是用旅途的颠簸换取生活持续发展的动力。
在打工迁移过程中，潘多拉时刻都在向他们招手，魔盒的一端是黑暗的渊薮，按钮在手里，按还是不按？
谁都无法敲定这种打工规则的正确与否，留在家乡男耕女织的日子固然好，但那是小农时代的经济模式，异乡人打工模式或许是现代社会最为流行的生存模式。但无论怎样身处异乡，始终要保持异乡人一颗纯净善良的心，那才是一个异乡人最高贵的尊严。
走出山左口村的时候，一个穿着长筒黑靴、顶着BOBO头的靓丽女人提着大包小包朝着村里走。
又一个异乡人回家团圆了。
原标题：《做“地下小广告”生意，山村小哥的辛酸打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