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半月谈：banyuetan-weixin
作者
彭卓
翻开厚厚的历史卷宗，千百年来直到今天。
在从受精卵形成到胎儿出生的生命历程中，似乎所有人对女性子宫都有着理直气壮指手画脚的权力，除了女性自己。
避孕
谁的“权力与游戏”？
生命的最初，源于一颗精子与一枚卵子的相遇。精子与卵子何时见面，想不想见面，却暗藏纷争。
这场关乎生命的会面，究竟是谁的“权利与游戏”？男性和女性，在这场角逐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世界卫生组织曾明确表示，有明显证据表明，投资避孕能挽救生命、促进两性和平和提升经济发展，每投资1美元用于现代避孕以及高质量孕产妇和新生儿保健，会带来约美元的回报。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避孕套、避孕药、避孕环、输精管结扎等避孕方式多样，男性与女性似乎都有主动权。
避孕途径的多样化，为男女平权提供了可能。
口服避孕药的产生，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项上世纪50年代末的伟大发明，一定程度上让女性对生育拥有了自主权，并将一年内女性意外怀孕的比例从安全期避孕方式的25%降至8%。
然而，避孕套依然最受青睐，男用避孕套的使用占了所有避孕方式73%。
因某些文化和习俗上的偏见，我国男性输精管结扎方式节育相对少见。这项最早由中国首创的技术，已成为不少欧美国家已婚夫妇的主要避孕方式。
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全球避孕模式（）调查显示，加拿大22%的育龄妇女采用男性绝育方式避孕，英国、新西兰的男性绝育使用率在17%～21%，而年中国男性绝育手术仅占计划生育手术的0.7%。
纵然选择良多，不少人依然懵懵懂懂。
华坤女性生活调查中心发布的“现代青年安全避孕认知与行为调查”显示，36.3%的受访者采用体外射精方式避孕，33.4%的人采用安全期避孕方式，而10.7%的人在过去一年内是无保护性行为。
13.3%的女性在最近一年服用过紧急避孕药，其中8%的女性服用过3次以上，这无异于用身体冒险。
科学合理避孕的缺位，导致意外频发。我国每年人工流产多达万人次，不少未成年少女位列其中。
既然避孕手段很多，就算另一半不主动避孕，女性也有自我保护方式，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失控”？
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中，避孕始终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词。
相关避孕产品广告无法登录荧屏，校园教材也鲜少出现科学合理有效避孕的相关知识；家长在育儿中也常“谈性色变”。
与“羞答答”的性教育相对的，是我国的青春影视、校园文学中，堕胎流产桥段屡见不鲜；大街上、广播中不乏“今天做手术，明天就上班”的广告，似乎人流真的像感冒一样，扎个针万事大吉。
加之网络时代信息爆棚，有关性的信息有多种传播途径，却缺少分级筛选。
无知才会无畏。
不少女性根本不清楚“短效避孕药”和“紧急避孕药”的区别；十几岁女孩子做人流手术并不鲜见，有的已是三四次。
甚至有人天真地认为：
“人流没什么大不了的”“做人流证明我爱他”“人流有助于减肥”……
性禁忌下，除了人流手术高发，生殖系统感染、性病感染率增加等问题也不容小觑。
不久前，台湾年轻女作家林奕含自杀，在以自身经历投射写作、涉及中学生性侵情节的作品《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她写道：
“这是二十一世纪的少女遇险记……任何关于性的暴力，都是整个社会一起完成的……社会对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
百年前，戊戌君子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曾撰文希望推广普及性教育、认识到性“毫无可羞丑”。
百年时光已逝，如今看来，仍是一抹路漫漫其修远的梦想。
受孕
谁是子宫命运“操盘手”？
“上帝赐予了你们生育的能力，生孩子就是你们的义务，而不是权利。”
这句台词，出自年大火的反乌托邦美剧《使女的故事》。剧中构建了一个男性集权主义社会。
因为生育能力稀缺，一部分有生育能力的女性成为“使女”，其生命的唯一目的就是充当生育工具，否则将受到残酷的惩罚和侮辱。
从科幻影视回到脚下现实，子宫虽未成为“生育工具”，却始终被予以高度
